发自白书抨击高校的讲师：我被神化成受害的英雄

发自白书抨击高校的讲师：我被神化成受害的英雄

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过程中，受到了旧体制的约束，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。

大学的改革从培养目标上一直在改，但体制从没有变，因为我国大学始终是国家体制下的一个部门，我们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职能的。

我们在制定规则时，有时希望把规则做得越细越好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有时规则做得越细，就可能越背离初衷。

在2015年到来前夕，高校“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”这个老问题，因一篇感性、决绝的《自白书》，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热烈讨论。

《自白书》的作者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周鼎，在这篇发布于2014年12月23日凌晨的文章中，周鼎痛陈高校教学、科研、职称评审中的各种弊病。

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，周鼎本人也卷入了舆论的漩涡。

《自白书》所提出的种种问题，引起了高校教师群体的共鸣，舆论也以此为由头展开对中国高校教学和科研体制的批判。不过，处于漩涡中心的周鼎认为，自己被一部分人“神化”成了挑战中国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英雄。

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澄清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要去挑战和反抗什么的英雄，而仅仅是享受说真话的乐趣。

职称评审不应变成“选劳模”或论资排辈

中国青年报记者(下称记)：你为什么没有通过职称评审？

周鼎(下称周)：我参加的是学校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的绿色通道，没有通过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工作量不够，一个是工作年限不够。

记：你对评审标准有哪些意见？

周：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跟校领导表态，相对于以前的政策，为公选课教师开设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的改革，本身是好的。但我认为改革力度还非常小。

公选课组成非常复杂，有政治课、英语课这样的公共课，也有一些专业课教师面向全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。但政治课、英语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，而通识教育课往往带有素质教育色彩，课时较少。但在计算过程中，学校只认课时。

鸡只有两条腿，猫有四条腿，那是不是就是两倍关系呢？政治、英语(课程)等公共课与通识教育的公共课两者付出的劳动不是在一个领域里的，所以我认为不能按统一的标准来评价。政治、英语等公选课一周老师至少要上15节，而通识教育课一周只安排2～3个学时。这是1∶5的工作量，人家工作一年，我们要工作5年。

职称评审要求的工作年限是10年，我工作了8年半，没达标。我理解，毕竟这是个“绿色通道”，得用一定的手段去限制人数。但是事与愿违。工作年限也不能说明问题。

如果职称评审最后变成选拔在这个领域工作时间最长、课时最多的人，这是在选劳模，不是在评职称。劳模能不能推动教学改革？这不好说。

记：学校是怎么回应你的？

周：校领导觉得我对他们的努力不够了解，没有看到学校层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付出的努力，我个人化的思考和批评演化成了对川大负面的压力。学校的解释是，如果把制度变得更有弹性，就会造成更多的纠纷，引发更多人不满。

但我批评的也都是事实。不管怎样，我认为现在的政策对通识教育课与普通的英语、政治课没有作出清晰的界定，从而导致不同领域的老师被迫在同一个标准下比较、评判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也彻底违背了改革的初衷。

我理解的改革初衷是推动本科教学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、上课的出勤率。可是课上得多的不一定是课上得好的，学校这样的政策让那些积极上课的老师，最后还是落入论资排辈的怪圈。

既然是要去鼓励对本科教育作出贡献的老师，就不能仅仅按照工作的年限和上课课时去进行评判。学校也认为，这个政策需要改进。

面对旧有的体制，校长也不是万能的

记：你认同学校的改革，学校也认为政策需要改进，应该说你和校方是有共识的，可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？

周：我在思考，有很多好的想法，在实施过程中，为什么会变样。

在川大，校长对通识教育非常重视。正因为校长的重视，教务处等部门才有了这样的改革思路，可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变了形。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过程中，受到了旧体制的约束，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。面对旧有的体制，校长也不是万能的。

另一位校领导说，行政机构的人员毕竟是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行政机构不一定了解一线教师的苦衷。

记：你认为大学校长也拗不过固有的旧体制？

周：就像体育一样，当年奥林匹克到了中国，就变成对于金牌数的重视，举国搞体育。现在的科研也是这样，由于科研是服从于国家的计划，计划体制下的科研导向就不可避免具有强制性，这种强制性能出成绩，但效率一定不是最高的。

这些年来，大学的改革从培养目标上一直在改，但体制从没有变，因为我国大学始终是国家体制下的一个部门，我们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职能的。

这就涉及一个很敏感的话题：去行政化。一旦去行政化了，在思想领域由谁来监督和管理呢？如果大学不能稳定，对社会的安定又会造成冲击。所以现在的高校就处于“放”还是“不放”的矛盾中，一方面在思想领域方面是坚决不能放的，另一方面在教学领域如果管得过死，教育上就会毫无成就。

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要去挑战和反抗什么的英雄

记：你写《自白书》的初衷，不是为了推动制度的改变吗？

周：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，对中国的现实自认为有所了解。再伟大的人，在200年的大变局中，有很多是个人之力所不能及的。所以不是某个人、某个机构作出些改变，就可以把社会里不公平、不合理的东西都推翻的。

在这个事件上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被一部分人神化了，神化成挑战中国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个英雄，一个受迫害的英雄。而我只在享受说真话的乐趣，这更重要。

科研不一定是发表多少篇论文，但科研一定是讲好课的基础

记：你对将来的教学、科研工作有什么打算？

周：这件事后，我了解到的学生的态度，几乎都是对我的支持和挽留。这些让我认识到，我在川大最大的价值就是给学生上这些课。以前我在中华文化课上欲罢不能，师友们都劝我少上课，我也已经多次表达过想少上课的意愿，但迟迟未决。我意识到，放弃公选课，学生的损失最大。这次职称评审给了我一个触动，促使我采取行动了。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，调整精力，课还是要上，但要适当减少上课的数量，提高讲课质量，这也是为了更好扮演教育者的角色。

记：你觉得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上？

周：教学重要，科研也很重要，科研不一定是发表多少篇论文，但科研一定是讲好课的基础，我赞同。一个老师年年重复一样的东西，没有对一个领域的思考、阅读、写作，他的课最后难免沦为一种形式。

国外很常见的做法是老师上半年课，搞半年科研。对我来说，从过去全身心投入教学到现在，早就到了一个停下来去进一步深化自己、把自己一直想做的科研课题去完成的时期。

这个评估体制下，发论文比治病救人还重要

记：科研成果有没有影响你的这次职称评审？

周：没有。这次是“绿色通道”的评审，我的科研成果是没有问题的。

人们对我有一些误解，以为我科研不行，才去否定那些做科研的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川大历史学院就是以科研为主的学院，一个历史学博士出身的教师，发表论文不可能成为我的累赘。我一直对科研很用心，也希望写出精彩的历史大作，这是我的职责。

记：《自白书》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教学和科研关系的讨论，你怎么看？

周：上好一门课是很多老师的追求，没有一个老师以只搞科研、讲不好课为荣。如果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，很多人乐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。但在量化考核体系严格的束缚之下，人们就必须考虑，这个力量怎么去分？少数杰出教师，科研教学都能兼顾，但大多数人是不能的。

我不是对科研不感兴趣，只是对科研的量化不感兴趣。问题是现在的制度很多是“一刀切”，医生也要搞科研，普通教师也搞科研。

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，他一直在纠结，到底是救人性命重要，还是发表论文重要？我们都知道人命关天，可在现行的评估体制下，谁会关心你救了多少个人的命呢？人们却关心你写了多少篇论文，发表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。

同样的道理放在普通教师身上，大家会关心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，发表在哪里。谁会关心你讲好了几门课呢？医生在救人的性命，老师是在拯救人的心灵。

记：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？

周：我们现在有很多误解，把经济思维放到了文化领域。我们投入多少钱能实现诺贝尔奖的突破？这没办法计算。我们在制定规则时，有时希望把规则做得越细越好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有时规则做得越细，就可能越背离初衷。

对于教师可以有一定的评价体系，但一定要宽泛一点，要人性化一点，让每个教师都有在教学、科研上的追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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